第八章
下午还不到下班时间，任凭就想着去看柳钦佩的事，于是从抽屉里取出五百元钱装进提包内，快到六点时他叫徐风下楼，然后到司法局接了李南山。
南山虽然比前两年稍胖，但依然英俊潇洒，个子有一米七五上下，不高也不低，戴一付金边眼镜，脸蛋漫长，皮肤白而不腻，头发中分为二，不知这种形象在女孩子眼中怎么样，反正在任凭眼中他是标准的美男子。
但是有一个铁的事实，李南山的艳遇远比任凭多得多。
因为任凭身高才一米六八，照时髦女郎的说法是三等残废，脸蛋又是温柔敦厚的圆形，不大受女孩子喜欢，所以他总是羡慕李南山，大学时李南山刚开始年龄小，不开化，常常有漂亮女生找上门来，他总是以礼相待，从没有非分之想，有时候女生提出和他去看电影，他就推托说要上晚自习而婉拒，而任凭是老大哥，当然在男女之事上成熟得早一些，于是就趁机想揩点油，说他不去我去，我请客。
女生有时拉不开脸面，就跟他去了。
但是往往是走到半道，那些女生就找个理由开溜，弄得任凭的信心大受打击，好多次发誓以后再也不想女人了。
可是发誓归发誓，没有两天就又做梦和女孩子亲热，醒后发现内裤上有热热的湿湿的腥腥的东西。
后来上了大二，李南山就开始有这种意识了，这大半的功劳应该归功于任凭的性知识讲座。
任凭虽说是农村来的学生，但是他对性感兴趣，常常看些《生理卫生》、《新婚必读》之类的东西，高中时有幸看到了手抄本的《少女之心》，况且还大着胆子进行了改写和演绎。
那时也就这些书可供参考，当然他也知道有个弗洛伊德，有个蔼理士，但那是后来的事了。
凭着那几本小书就可以蒙那些尚在性朦胧阶段中的学弟，晚上熄灯以后，任凭就开讲，但是只讲十几分钟就嘎然而止，弄得那些正支棱着耳朵听的可怜的学弟们百般哀求，他才饶上一段。
就这样讲座开了一个多月，他们寝室的同学个个都是这方面的“专家”了，寝室室友的恋爱成功率大大提高，他也成了班里男同学中的“香饽饽”。
现在想想也确实有些可笑，但是在那性教育严重缺位的年代里，任凭还真开了这方面的先河，如果有什么野史稗史的话，还真该给他记上一笔。
李南山在大三的时候，同时和三个女孩谈恋爱，有两个是外地的，经常鸿雁传书。
一个是本校低年级的，李南山的星期天主要是和她共度。
下课以后，任凭和其它同学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有没有李南山的恋爱信，一旦发现，大家一哄而上抢夺之，李南山当然最着急，也参加无奈的哄抢，但是信到他手里可能已经是皱皱巴巴了。
于是拆开信后，他就被要求高声朗读，但他总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念上几句，当然不包括“海枯石烂心不变”、“你是太阳我是月亮”之类。
有时任凭趁其不备一把夺回看上几眼，李南山半恼地再夺回。
那时也不讲究隐私权之类，只是觉得很快活。
车子进入了本市最宽的一条大道，此时已是掌灯时分，各种各样的车辆往来穿梭，不知从何处来，又到何处去。
路上行人匆匆，车前不时有骑车人闪过，特别是路口处，常常有一两个骑车人象过五关斩六将那样在汽车前招摇过市，弄得徐风不得不猛地刹车。
徐风口中不干不净地骂着。
人说当司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，不知真伪。
因为司机的工作让人着急，这种着急可以导致两种结果，一种结果是能磨平人的性格，什么时间都不急不躁，象一头老牛；另一种结果是脾气更加暴躁，本来是一个很平和的人，开一段时间车以后，就学会了骂人，甚至下车和人打起架来。
不知徐风属于哪种情况，也许原来是很温和的吧。
李南山看了一眼闯关的骑车人说：“素质太差。中国经济发展了，但是有些人的素质跟不上。”
“这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中国的国情是自行车大国，大量的上班族还是以自行车为代步工具，而官方则不考虑这种情况，一味地拓宽快车道，将自行车道挤得快没有了，自行车向哪里去？当然乱闯红灯是不对的。还有，有些当官的颐使气指，横冲直撞，甚至占用人行道，高声按着喇叭前行，好象是封建时代的官吏前卫高喊“回避”的样子。那些人才应该提高素质。”可能是因为任凭前几天还在骑车，所以站在骑车人的立场上。
也许他本来就有平民意识。
“要我说，应该制定撞了也白撞的制度。有些骑车人为什么敢闯红灯？就是因为他认为汽车不敢撞他。”徐风是完全站在司机的角度说话。
“也许任何一个问题都是这样吧，站到什么立场上，就说什么话。外国的总统选举为什么得到半数的票就可当选？因为选民来自不同阶层，各自阶层为各自阶层说话，所以什么时间也不会整齐划一。所以你们说的可能都有理。”李南山对此问题作了个总结。
汽车这时走到了道路的尽头，在李南山的指引下右转进入了一条仅容纳下一辆车的胡同，周围都是低矮的平房，在黄色路灯的照耀下，房子的山墙上的毛主席语录依稀可见，看来这房子有些年头了。
高楼大厦的背后也有低矮小屋，繁荣富强中也隐藏着贫穷落后。
李南山介绍说：“这房子是作为八棉的职工集体宿舍用的，是五十年代的建筑，早就该拆迁改造了，但是由于这几年纱厂不景气，职工集资建房吧，每户就要拿七八万元，工人们大都下岗了，到哪去拿这七八万块钱？又不能去偷去抢。所以就一直这样存在着。”
“你怎么对这个厂这么熟悉？它好象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啊。”任凭禁不住问。
“这你就不知道了。你可能和他接触的少。柳钦佩在厂法制科干过一段时间，老是往司法局跑。国有企业机构繁杂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但从这点上说，他们也很难搞得好。”李南山边说边探头向前看，忽然他指着一个有微弱灯光、又挂着竹帘子的门说：“就是这，到了。”
任凭随李南山下了车，让徐风在车里等着，他和李南山缓步向那个有灯光的门口走去。
这是一排平房，柳钦佩的房子在这排平房的中间，这时他们听到一位女子在嘤嘤哭泣，不用说，肯定是柳钦佩的妻子了。
任凭心情猛地灰暗下来，胸口像是被揪着一样难受。
他的心肠软，平时参加不认识的同事的追悼会还要流泪，何况这是同窗四年的同学！
李南山喊了声：“刘咏梅！”哭声依旧，好象因为过度悲伤，听觉迟钝了，又稍大声喊了两下，哭声才停止，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中等个头、短头发、四方脸、大眼睛、满面泪痕的女子来。
见是李南山，忙向屋内让，李南山向他介绍了任凭。
任凭一眼就看到了放在床上的柳钦佩的遗像和骨灰盒，他和刘咏梅握手的时候眼泪已忍不住流了出来。
刘咏梅让大家坐在床上。
这是一间大约十平方米的房子，由于潮湿，散发出一股霉味。
四周的墙上污迹斑驳，好象有很多年没有刷过了。
房间的西墙边，放有一个铁皮煤炉，上面坐的铁锅里剩有残羹冷炙，也不冒烟，看来煤火已经灭了。
靠东墙放有一张双层木板床，上层有一个约六七岁的男孩，在被窝里睡着了。
下层胡乱地放着两条没有被罩的被子，床头放着柳钦佩的骨灰盒和遗像，像不知是什么时间照的，他穿着一件白色短袖上衣，表情里有一股傲气。
骨灰盒在遗像的后面，呈金黄色，象是金碧辉煌的楼阁。
这真是一种灰色幽默，活着的时候住破旧平房，死了却能住崭新的楼房。
靠西墙的墙角放一张三斗桌，三斗桌上放着屋内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——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
其它还有简易折迭柜等。
反正整个房间塞得满满的。
李南山还没说两句话，柳咏梅就又哭起来，这次和上次哭的不同，这次是哭着说着。
“我的命……咋恁……苦啊，二十岁……结婚……碰到一个……虐待狂，差点……没把………命搭上，闹腾了……三年……三年啊……才把婚……离掉。看着他人好，考虑了一百回……才下了决心……再嫁，唉！我咋恁糊涂哩！他本来………本来也是为了孩子好啊！我跟他生啥气啊！我糊涂！我糊涂！”
她哭着，说着，先是哭自己的苦命，后是哭自己的悔恨，哭到后来竟自己打自己的耳光，任凭和李南山二人连忙劝阻。
任凭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顾跟着掉泪，还是李南山这时候说话得体：“嫂子，这也不能怪你，飞蛾扑火，那是自己献身光明，他去了，但是灵魂得到了安宁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还是要节哀啊！他去了，就让他去吧。但你们娘俩还得活下去，特别是孩子，还要把孩子抚养成人哪！”说着就从上衣兜里掏出几张一百元的钞票来，递到刘咏梅手中；任凭见状也赶忙掏出五百元钱，也塞到刘咏梅手中，刘咏梅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，光是嘴唇歙动，就是说不出话来。
是啊，如果那天有一张这样的人民币柳钦佩也不会死，有时钱还真是珍贵，钱可以买命。
任凭想起以前在县里的时候有一个同事，因为患有心脏病，所以兜里总要装上两千元钱，还解释说万一不幸哪天在大街上昏倒，这就是送医院的救命钱。
刚开始大家觉得奇怪，后来想想不无道理。
二人又将刘咏梅安慰了一番，正准备走，外面又来一位中年男子，在门口问道：“柳钦佩在这住吗？”
任凭出去找寻声音，却见是自己大学里的同学崔子建，二人连忙握手，接着李南山和刘咏梅也从房间内走出来了，李南山一边寒暄着，一边向刘咏梅介绍崔子建，崔子建进到房间内，照例安慰了一番，然后掏出三百元钱来，放到刘咏梅手中。
几个人也劝说了刘咏梅一回，便起身告辞。
任凭向刘咏梅说道：“你吃饭了没有？咱们一起去吃个饭吧。”
刘咏梅说：“没有。但是我也不想吃，你们去吧，让我再守他一会儿。我对不起他啊！”说着又哭。
“现在先别说这个了，你的身体要紧。再说还有孩子呢。把孩子叫醒去吃饭吧。”任凭说着，用一只手轻轻地拉一下她的衣袖。
李南山、崔子建又劝了一回，但刘咏梅执意不肯，只好作罢。
于是三人向柳钦佩的遗像鞠了三个躬，又辞别了刘咏梅，就向汽车走去。
李南山提议说让任凭请客，理由是他刚当上处长，崔子建也附和着。
任凭说自己也是这个意思。
崔子建推来自行车，徐风打开后备箱，将自行车嵌在里面，三人上车，任凭摇下了车窗玻璃，将手伸出来，只见那只手摇了两下就消失在夜幕中了。
